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咨询特价)年）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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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
刚刚出医院的蔡培，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看胡适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四卷本《胡适文存》。案头的一盆绽放兰花，暗香袭人。
当蔡培翻到《红楼梦考证》时，心里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红楼梦》多年，曾著《〈石头记〉索隐》一书。其眼光全落在“排满”上，被鲁迅批评“者看见排满”。胡适则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蔡氏的“索隐”法。指出蔡的“索隐”，是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出《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于是由于他的“索隐”，贾宝玉成了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试成为翰林院检讨之大臣朱彝尊，薛宝钗影康熙宠臣高士奇……虽用心独特，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好在胡适、蔡培都是专心做学问的学者，皆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志，丝毫不纠缠个人意气。
阳光西斜时，胡适和李大钊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的吗？”
蔡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起一次非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蔡培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李大钊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最佳人选。”
蔡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大同盟”宣布：“有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运动中了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的仪式出来”，文学与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周作人意识惮“非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我们不是任何信同我们不拥护任何，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教非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果神圣不可侵犯么……此间反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讶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讶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讶。”
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蔡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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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阶级”对付“有阶级”的唯一武器。
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讶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极致，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作准备作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承诺，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第一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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